（标题页）
今天的presentation主要讨论的问题是： 戈达尔导演的《中国姑娘》是怎样将政治思想美学化的，或者说，他是怎样让政治和美学交织在一起的？
（公寓图）
从表面上看，《中国姑娘》似乎很简单：它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一群法国学生的故事，他们组成了一个毛派集体，生活在一起，进行政治讨论，并最终转向革命暴力。然而，这部电影很难理解，因为它不仅缺乏连贯的叙事结构，而且观众还被从流行文化到革命政治的口号、图像和想法轰炸。任何试图分析其含义的人都会很容易感到仿佛被戈达尔的景象和声音所埋葬。
“我们应该用清晰的图像取代模糊的想法”——电影一开始出现的印在墙上的这句口号就概括了戈达尔试图在《中国姑娘》实现的目标：他想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扭曲，这种扭曲使观众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试图让电影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媒介。这意味着他不能依赖传统电影的公式化制作方式，那种公式化的制作方式促进了被动而不是反叛。与传统电影相反，戈达尔试图利用《中国姑娘》打破资产阶级的电影习俗，成为一种革命和对当时真实世界革命的号召。
1 预演历史
（五月风暴图）
在进一步讲明白我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拍摄背景。
《中国姑娘》拍摄于1967年，其中的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一年，反对美国出兵越南的声音在法国进步分子中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国社会里社会不平等现象愈发加重。在五月风暴中，学生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出兵越南，同时在当时中国正在举行的文化大革命的启发和鼓动下，学生也在革命中反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试图推动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革命。
（公寓图）
因为这部电影上映的时间早于五月风暴，它被认为是对五月风暴的精确预演。电影的主角是一群狂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蓝白红三色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公寓中听课、争论、接受采访。因此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姑娘》是一个装置，它是电影之前和之后所发生历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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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作为革命：重新学习的姿态
（文革页） 列宁所提出的“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发扬光大为“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这部电影里，我们能够看到生发于遥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所造成的极大的激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突然发动的社会大实验，旨在对社会进行彻彻底底的大清洗，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忘掉我们所学习过的东西、忘掉技术、忘掉经验与教训，忘掉自己的身份，重新开始学习日常生活的一切。
（重新学习-大字强调）戈达尔在这部电影中所体现出的政治美学就是这样一种“重新学习的姿态”。（引用霍克海默页）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电影的模式化生产让它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垃圾。“所有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相同的……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将自己表现为艺术。他们只不过是商业的真理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使他们故意生产的垃圾合法化。”——在戈达尔之前，电影具有电影观众所期望的传统语言和叙事结构。戈达尔通过颠覆传统的叙事技术及电影语言，彻底改变了电影制作。他将电影转化为革命的载体，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电影的 艺术形式。
让我们收看这部电影里的2个片段，我认为他们可以体现刚才所提到的实验性和革命性。
2.2 政治美学化：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做体操的部分，00:29:59-00:30:36）
（修正主义者部分，00:54:56-00:56:27）
（可感性的分配页） 《中国姑娘》的政治美学符合朗西埃所说的“感性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具体指的是“感官知觉的不证自明的系统”，它同时揭露了一些共同事物的存在以及各自位置的边界。认识到这一分配也有助于我们“不断重新打破各种感性之间、也就是可见、可说和可思之间的现有关系之集合，反对共识的主导，不断重新解释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在戈达尔那里，这种反电影的姿态相当明了，那就是拒绝垄断，将所有身份、使用物、消费物，甚至是所有看到的句子、听到的画面都拉平到银幕上，在重新分配中实现重新学习。
现在我们再用这种观点分析刚才的这两个片段：
（做体操的部分 截图） 第一个片段里，一大早上，毛主义青年们没有去工作，因为他们不需要工作，他们也没有去学校，因为他们所在的大学处在革命的外围。他们利用毛泽东语录中的句子做体操，通过身体来理解日常生活和文化大革命，每一个词语对应着一个动作：指引-我们-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The – theoretical – base – which – serves - as - a guide – in – our – thinking – is – Marxism - Leninism）
（修正主义者部分 截图） 在第二个片段里，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话语来表达对同伴的爱憎。这个小团体通过投票表决罢免了改良主义者亨利的职务，他们把他叫做“修正主义者”，这时候镜头从外部拍摄，女仆伊冯站在窗框内，对着窗外顿挫地喊“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这是在将姿势、图像等基本元素和政治话语相对比，从而使得“话语和实践变得可理解”，此处的“修-正-主-义-者”和“我-不-喜-欢-你-了”其实是一样的。
（电影政治） 小结一下，通过这样的对内容的重新分配、对电影技术的重新学习，戈达尔实现了从政治电影到电影政治的改变。戈达尔利用《中国姑娘》打破了资产阶级的电影习俗，使这部电影本身成为一种革命、以及对当时真实世界革命的号召。
3 结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启发了这部电影的人物原型，也就是毛派学生们，鄙视戈达尔。毛派学生们认为戈达尔让他们看起来很蠢。
虽然La Chinoise确实取笑毛主义的激进时尚，并将革命意识形态讽刺为另一种需要消费的时尚，但这部电影本身就是创造新艺术形式和关于如何进行革命的一场严肃实验。在1967年的一次采访中，戈达尔解释了他制作La Chinoise的动机：
（引用戈达尔页） 为什么拍La Chinoise？因为到处都在谈论中国。无论是石油、住房危机还是教育问题，总有中国的例子。中国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国革命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象征之处，正是青年：没有偏见的道德、没有偏见的科学追求。人们不能认可它的所有形式......但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化事实需要最低限度的关注、尊重和友谊。
可以说，毛泽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到最后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答案。然而，戈达尔基于毛泽东和文革提出的关于艺术和政治的问题远非肤浅，是每个艺术家和革命者都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