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Apr 25 12:20 来自 iPhone客户端
在一个权力与人民丝毫无关的地方，使整个官僚体系得以运作的不是选票，不是民众支持率，而是对“担责”的恐惧：不作为是害怕“担责”，就算是有所作为也是害怕因为不作为被“担责”。越做到高层越容易垮台，做事越需要谨小慎微。因为没人是被选票支持的，于是几乎没有激进和改良的选项，无论朝哪边偏都缺少一个“被选择”的先要前提，整个system都在如此恶性循环。
没有人会真的在乎人民群众，这就跟我们都不是真的在乎自己（不认识的）邻居的死活一样，这很正常也无从批判：没人会真的在乎和自己无关的一群人。但民主的体系制造了强制的联系，无论它是否会被恶意利用，它首先保证了谋求政治地位在于获取“支持”（无论支持者是出于思考还是被蛊惑），为此，至少在表面上需要做出服务者的努力，努力笼络人心。而在这个地方，谋求地位则在于不被（内部的监督机制）“惩罚”，即是不“犯错”。他们连表面功夫都不会装，他们有强制力和暴力机关和一群长久教化下的群众，在这里他们真的完全不在乎你，他们只在乎自己怎么晋升，怎么不垮台。被一部分人反对不是big deal，在被推翻之前只要尽可能地维持某种“稳态”，就可以被解释为“努力”了。为此，他们需要“爱”，一种尊敬与崇尚的“爱”，服从的“爱”，即使从来没有选择过他们，也被教唆着“爱”他们。再者则是“体谅”：就算失去“爱”，“体谅”也可以抚慰一大部分人的愤怒，这是一种划分阵营的逻辑，站在“体谅”的反面则是与整个权力机关抗衡，甚至在他们书写的“为人民服务”的叙事中，其反面即是与人民作对（而在这一过程中抹灭了个体的人民身份，“话语中的人民”只是一个虚浮的政治概念罢了）。而再余下的一批人，只好让他们销声匿迹。
这种观点几乎是文化性的——它同时存在于狭义与广义的政治中，在这种观点的教化下，人们愈发地丧失勇气与同理心。在杭州我的健康码黄了，于是在深夜去医院做了核酸，结果第二天早上七点才会出，医院称只要酒店方面同意即可回酒店等候结果，于是我签署了承诺书回到酒店，却被告知持黄码者他们是绝不敢接待的，最终我和对那些在医院的隔离小屋度过了漫长的凌晨。而实际上我的核酸结果是阴性，是因为十多天前在上海旅游而转了黄码，但事实在这套逻辑下是无力的——它的逻辑是“万一”：万一是阳性怎么办，万一领导要扣我工资怎么办，万一惹麻烦了怎么办……人们就是宁可让人在三月初沦落街头，也不愿意因为接待一个黄码而承担可能的责任。在更小的政治中也是这样：电影学院的器材管理有极其繁琐的规章制度，繁琐到让人懒得借用，是管理层面对“担责”的畏惧，同时是对学生的不信任；宿舍的门禁是将深夜的危险可能排除在学校的责任之外；家长也在用“爱”与“体谅”的话语绑架子女的思想（从来没人能选择自己必须去“爱”与“孝敬”的父母），他们要求稳定的职业，某种程度上便是在避免为前途失败的可能担责。
更多的人暴露出了冷酷，在避免把可能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过程中，人们忘记了同理心与求证；在一个只对上级负责的体系中，人们都在执行着不情愿的命令（并被它腐化）。